汪大仙安逸在快乐里，没过几年烦恼来了。先是他自找的。妻子几乎每隔一年生下一个女儿，接二连三之后他常在酒后责问妻子“为何不会生个儿子？”进而会拍案骂人掼物。妻子任劳任怨，生下的还是女儿。于是布巷一条街的邻里都叫她“受气囊”了。后来烦恼找上他了。举国闹着自然灾害的那几年，汪大仙手头的活儿锐减下来，常常酒钱不济。
见他眼睛失神、精神不振、六神无主的那副模样，妻子于心不忍，挺着大肚子在店堂忙起了代客加工烧饭，客人全是上街为生产队办事的乡里人，自带粮草，收五分钱一客的加工费。邻里的女人们见她从早到晚锅上锅下的忙得灰头黑脸，悄悄地夸她 “忙得老公有酒喝，忙得自己有气受。”这话偏偏又让汪大仙悄悄地听见，先是憋在心里发酵，等到酒到劲了迸发出来。
见他近乎于疯了的那副样子，妻子反倒是心疼他，说“毕竟是个大男人，面子要紧哪。”
汪大仙没有烦恼倒是那段日子。那铺天盖地的红色海洋，多亏了汪大仙的画笔。先是镇上的机关、工厂、商场，然后是四乡八镇的供销社、粮管所，争着上门请他画画，乡下来的一般还会加钱，因为革命恐后。画儿全画在醒目处的大块墙上，尽一色领袖人物的巨幅画像，拿着雨伞的、挥着手的、指点江山的、巍然屹立的姿态各异，铺底的画面要么是红旗连成海洋，要么是沧海托出红日。
这让汪大仙攀上爬下又遭风吹日晒的忙得很苦，不在话下的是乐在其中：首当是为革命花的钱公家舍得，自己的腰包鼓了；其次是不用再愁酒钱不济，随身的一只搪瓷茶缸改装酒了；再就是高高站在那脚手架上画领袖像，围观者众，人风光了。
公元一九七年，快乐着的汪大仙终于喜得一子。他给儿子取名“朝霞”。这是他心境的真实：站到了人生的巅峰之上，看到了生命的一片朝霞。于是，他有了放纵喝酒的理由，喝得酩酊大醉时，时而吆喝女儿们排成一行听他训话，时而飘飘然甩个跟头脸上破相。每晚，必定去马路对面的杂货店打酒，依偎着柜台，边喝边与站柜台的姑娘侃侃而谈，常常被指着脸上的破相，被问得自己笑不堪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