道教对长生不死的追求无疑与蜀地的神仙文化相契合。也正因为此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道教社团五斗米道便创立于蜀地，汉顺帝时（约130年）沛人张陵入蜀修道，“得黄帝九鼎丹法，欲合之，用药皆糜费钱帛。……闻蜀人多纯厚，易可教化，具多名山，乃与弟子入蜀，住鹤鸣山，著作道书二十四篇。……于是，百姓翕然奉事之以为师，弟子户至数万”
。蜀人纯厚可教化、蜀地多山川，是张道陵选择入蜀修道的两个原因。蜀人“易可教化”是因为此地本就有求仙传统，既然有上古时期三代蜀王的追随者都成仙的例子，蜀地之人自然更容易对追求长生不死的道教产生信赖；“具多名山”则表明蜀地有仙境，大凡修道，必然要选择清静幽僻之地，多山川的蜀地无论是从地理环境还是从人文环境上来说，都是修道的不二选择。
后张道陵在鹤鸣山著道书24篇，汉安元年（142年）正式传道。
唐朝时道教为国教，蜀地亦为传道重镇。当时共28家奉旨注疏《道德经》，而蜀地便有6家，同时出现一些著名的道士。晚唐五代，前蜀二主王建、王衍崇道已入痴迷境，赐号道士杜光庭“传真天师”，举止做道人打扮，“帝谒永陵，自为夹巾，或裹尖巾，其状如锥”、“妃嫔皆戴金莲花冠，衣道士服”，皇帝妃嫔尚如此，自然“民庶皆效之”
。可见蜀地修道求仙之风的盛行。故乡厚重的求仙修道氛围无疑影响了苏轼，苏轼一生都渴慕着能够得道成仙、长生不死，诗文中也多有“长生未暇学，请学长不死”、“吉人终不死，仰荷天地德”之类的句子，晚年被贬琼海时，仍旧幻想“仙人拊我顶，结发授长生”。
二、时代因缘
苏轼生于景v三年（1037年），时仁宗皇帝亲政。虽“隋、唐、北宋的封建统治者，对待儒、释、道的基本政策都是'三教'并用”，但道教在神宗朝被立为国教，则更受尊崇礼遇。
北宋崇道之风颇盛，细归纳有两点原因：一是沿袭前朝的传统，唐朝立道教为国教，将道教视为“本朝家教”，或云“皇族宗教”，对其扶植不遗余力。五代十国时期，许多统治者也对道教推崇备至，包括前朝的周世宗。周世宗虽大肆废佛，但却崇奉道教、优待道士。北宋接后周而建，自然也受到前朝的种种影响。二是巩固政权的需要，统治者为求江山基业千秋万代，往往要依托某宗教圣贤，以期将自己家族神化，巩固皇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