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太初之所以日后可成得道之人，大概与眉山崇道气氛有所关联，或也受授业恩师张易简影响。苏轼在文中记录了陈太初尸解。用精准简练的文字营造出陈太初聪颖豁达、与世无争的形象，使读者观其文就可感受到太初仙气萦绕。而从苏轼的字里行间也可读出他对昔日同窗得道归仙的艳羡与崇拜。
苏轼对得道之人尊崇已非成年后经验积淀的自然选择，而是幼时便已有之。《眉州属志》记载：“矮道士李伯祥，州人，好为诗，诗格亦不甚高，往往有奇语。如'夜过修竹寺。醉打老僧门'之句，皆可爱也。东坡尚幼，一见叹日：'此郎君，贵人也'。”此事亦见苏轼《题李伯祥诗》：“余幼时学于道士张易简观中，伯祥与易简往来，尝叹日：'此郎君贵人也。
”'一偶出奇语的老道见幼年苏轼便赞叹此郎君为贵人，不仅说明苏轼天资聪慧。更显示出了苏轼与道人之间的亲近之感。
五、天性近道
一个人成年后的倾向，往往在其年幼时便有所流露，此之所谓天性。苏轼第二次外任杭州时，作《次韵答章传道见赠》一诗，中有“嗟我昔少年，守道贫非疚。自从出求仕，役物恐见囿”一句，后悔自己没有顺从少年时的心愿去甘贫守道，而是出川求仕，从此被限于一格局狭小之境地。从现有史料来看，章传道其人已不可考，仅仅知道其为“
闽人”，但从他的名字和与苏轼的唱和诗推测，章传道即使不是个道士，也一定是个具有道家思想的隐士。苏轼在守杭期间与章传道屡屡相会，此诗即是与其的酬唱诗，诗文甚长，可见苏轼少年时怀有修道之心，在诗中向章传道一吐胸臆。此外，苏轼元v时期所作《跋李伯时卜居图》也可辅证：
定国求余为写杜子美《寄赞上人诗》，且令李伯时图其事，盖有归田意也。余本田家。少有志丘壑，虽为播绅，奉养犹农夫……
所谓丘壑，历来解释不同，此处可做隐逸理解，类似南朝谢灵运《斋中读书》中“昔余游京华，未尝废丘壑”之意。苏轼言自己少年便想隐逸山水田园，应该是对元v时期的党争纷扰厌恶透顶，恨不能遂少年心愿隐逸。李伯时是北宋时期著名画家。与苏轼素来交好；王定国更是苏轼挚友，曾凶苏轼乌台诗案牵连被贬宾州。此诗虽为题画诗，实是赠两位挚友。所言自然是真实心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