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唐王朝的统治者姓李，便声称道家始祖老子李耳为自家先祖，因此，立道教为国教，旨在显示出自己皇权的神圣性。北宋崇道亦是出于这种目的，宋真宗以《易传》中“以神道设教”为理论依据，设计出“天书降”事件，言梦中见神人告诉自己“宜于正殿建黄道场一月，当降天书《大中祥符》三篇，勿泄天机”，并将此事定义为“盖神人所谓天降之书也”
。
为答谢天帝的频降天书之举，宋真宗大建道观，其中玉清昭应宫的耗资与规模均在宋朝首屈一指，此外。真宗下令各地建造天庆观。以感恩天帝降书。苏轼幼年随道士张易简就读于道观天庆观，y杭时期也曾去杭州天庆观饮茶赋诗，此二观皆名天庆观，明显带有真宗朝的色彩。
真宗朝对道教的推崇，一时无二，掀起了北宋第一波崇道之风潮。真宗大建道观，普度道士，组织整理道教典籍，编撰道教神迹，使道教作为一种经由官方认定的国教在全国推广普及开来。宋真宗推行道教并非是出于纯粹的信仰，只不过是借着种种神迹来提高自己的威信。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使民间崇道之风弥漫，道教地位凸显于儒释道三教之中。
宋仁宗即位后认识到真宗朝的崇道之风甚笃，使儒释道三教相互之间无法平衡制约。于是调整了政策，从减少道场数量、减少醮祭数量与规模、降低宫观诸种规模等方面着手。为前朝的崇道降温。但与此同时。他依然将道教尊为国教，建造西太一宫与西京会圣宫等宫观，且与龙虎山、云台山道士有所往来。
可以说，苏轼少年时便处在一个有很深崇道氛围的年代，宋朝时蜀地也是崇道重镇，时人曾有“道教之行，时罕习尚，惟江西、剑南人素崇重”的论断，可见即使在举国崇道的北宋，蜀地人依旧称得上有崇道根基。
三、出生因缘
苏轼出生即与道家有着不解之缘，苏洵曾为求子而拜张仙：
洵自少豪放，尝于天圣庚午（1030年）重九玉局观无碍子肆中见一画像，笔法清奇。云乃张仙也，有祷必应，因解玉环易之。洵尚无嗣，每旦露香以告，逮数年乃得轼，又得辙，性皆嗜书。
